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当上官并不是看能力，而是看财力官职与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当上官并不是看能力，而是看财力。官职与能力没多大关系，大量有钱而无能人都当上了官。这些人中虽然也有个别出类拔萃之辈，但大多数却都是财主少爷、纨绔子弟。

纨绔子弟一旦买了官，其劣根性就表现出来了。他们通常捐了一个官职后，就以衣锦还乡的姿态归家。在家乡，大家虽然都知道这个官来得不正，但因为是官，不正也得正。所以，百姓对这些人的态度还是很恭敬。这些捐了官的人，也不要脸，常自命缙绅，出门乘轿，仆从持大字刺，充斥衢巷，洋洋自得。

还有不少商人，大字都不识一个，因为捐了官，竟然成为主管文化方面事宜的官员。有个商人捐了一个巡检的官职后，很快当上了巡抚，去监考乡试。于是，一个商贾就成了掌握众多士子命运的官员。有人做对联讥讽道：“巡检作巡抚，一步登天；监生当监临，斯文扫地。”

官职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有人之所以想做官，是因为可以在大街上横着走而没有人敢管；也有的人是为了光宗耀祖，还有的人干脆就是想凭着官职捞点钱。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捐官的现象。有的人卖掉家产，有的向亲友借钱，有的几人搭伙凑钱，还有的因为钱少，便先捐了个价廉的小官，然后上任捞够了钱，再捐大官。

大名士李慈铭为了捐官，卖掉了田产，捐了个京官郎中。汉口有两个要好的小贩想捐官，因为各捐一个官钱不够，就商量好先捐一个官职给其中一个人。在两人凑得的三千两银子中，甲贩出了七成，乙贩出了三成，于是捐的官给了甲贩，乙贩则当了甲贩的司阍，也就是看门人。

在绍兴，有个叫蒋渊如的游民想捐官，但钱不够用，就和四个朋友商议凑钱买官，说好买到官职后，捞了钱按捐官时出资的比例分成。后来，捐得的知县一职由蒋渊担任，其他四人就分别做了蒋渊的师爷和长随。

事实上，这些人根本就不用担心自己所捐的官会丢掉，他们只担心有没有足够的钱捐得一个像样的官。因为在大清晚期，钱出，官必来。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在大清朝可谓是至理名言。很多人都把这至理名言当成终生信条，并矢志不渝。比如御史，他不掌握任官之权，自然也就无官可卖。而他的薪水又很低，又买不起官。所以，他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从自己的工作职责上下工夫。因为他有着参奏的权力，所以很多官员都有些怕他。因为即使一个官员没有犯错，但御史随便向上参一本，即便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天长日久，皇帝对这个官员的印象就差了，御史当然也知道自己的这个“优势”，于是就“卖奏”。

晚清官场上，可供卖钱纳贿的，不只是官职和参奏文字，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比如在清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职官有忤朝廷，要受“传旨申斥”处罚。所谓“传旨申斥”，就是由太监将被申斥的大臣臭骂一顿，而大臣只得跪在那里挨骂，绝不能还口。自从这个惯例开辟以来，许多官员都有被太监臭骂的遭遇。有的太监骂人骂得熟练之极，可以不重样地骂上三天三夜。

对于朝廷命官，特别是在京的官员，这实在是一项不堪忍受的侮辱。有聪明的官员从“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上延伸出来，便得到了“有钱能保不挨骂”的真理，于是就贿赂太监。后来，这种送给太监的银子，就被当时的官员称为“免辱银”。

光绪末年，清政府刚刚成立了邮传部。当时，尚书张百熙和侍郎唐绍仪彼此相处不和，二人经常在皇帝面前相互指责和攻击对方。都请假不来办公，被御史弹劾。光绪皇帝传旨对两人进行“申斥”。唐绍仪暗中送了太监四百两银子，而张百熙却一分也没有给太监。

“申斥”时，张百熙跪下，太监破口大骂，所骂之句，张百熙闻所未闻，骂了好一阵。而唐绍仪去跪听的时候，太监只是随便说了几句。一分钱不给太监，就遭到惊天地泣鬼神的臭骂；而唐绍仪给了太监银子，就换得了耳根清净。一个“申斥”的处罚就造成了贪污行贿，这大概是大清的皇帝始料未及的。

另外，清代皇帝召见大臣时，如果诏令中言及大臣的祖父、父亲，算是皇帝对大臣的极大恩宠。这时大臣要磕头谢恩。磕头时必须很响亮，用自己的脑袋和地面的碰撞强度，来证明自己对皇帝的敬意。但这种敬意是需要代价的，那就是有时候皇帝听不见或者故意听不见，所以想要碰出响动来，就不能投机取巧。

因此，这完全是体力活，每每有大臣谢恩出来，额头就突出一块，众大臣都深受其苦。于是就以重金向太监行贿，太监就会告知大臣，在什么地方磕头既响亮，又不怎么痛。

以上种种事例，都足以说明晚清官场的腐败。而晚清科场的行贿现象，也非常严重。光绪十九年的时候，发生过一起科举行贿的奇案，从这起案子，也能看出晚清的科场是多么腐败。而且这起行贿案的主角，还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