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男癣疾将近痊愈尚略有形影而日见日好华男身体甚壮健余大小男女

藩男癣疾将近痊愈，尚略有形影，而日见日好。华男身体甚壮健。余大小男女俱平安，堂上不必挂念。余俟另禀。

男百拜呈

◎评点：曾府的五个千金

这封信里谈到两个女儿字人的事。我们趁着评点此信的机会，来说说曾氏的女儿们。曾氏以知人著称。的确，他从市井细微中识拔了数以千百计的人才，他的幕府在当时有天下人才渊薮之誉。然而遗憾的是，他在择婿一事上失误不少。或许这正应了他一贯信奉的盈虚消息之理：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强，必有所弱。

曾氏有五个女儿，长女纪静，许配的是湖南湘潭籍翰林袁芳瑛（号漱六）的儿子袁秉桢。不料此子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读书不成尚在其次，他居然敢于娶妻之前先买妾，置曾府的脸面于不顾。懦弱的纪静竟然在夫家备受冷落，多次回娘家诉苦，并表示不愿回夫家。为了劝说女婿，曾氏后来接袁秉桢来江宁城住督署。袁秉桢恶习并不改，他经常在外宿娼嫖妓，半夜三更醉醺醺地回衙门。又私取公款，不敬岳父。曾氏终于对这个女婿完全失望了，将他赶出衙门，从此不再认他。

曾氏不认女婿，却一定要女儿认丈夫、守妇道，不让纪静住娘家，要她跟着丈夫回湘潭。同治九年，纪静在痛苦中去世，年仅二十九岁。侯门之女的如此下场，令人可悲可叹。

二女纪耀的夫婿就是陈岱云的次子陈远济，前面的评点中已提到过。陈家祖籍湖南茶陵，寓居长沙，其兄陈季云与曾氏一家很熟，他们家几乎成为北京与湘乡之间的中转站。曾氏从北京托人带钱物、信件等，常常先带到陈家，然后曾家人再到长沙陈宅取。湘乡的东西进京，也常走这条路线。陈岱云死时，陈远济不到十岁。远济满月丧母，童年丧父，身世可谓不幸，但或许正因为这层缘故，他反倒没有官家子弟的坏习气。不过，陈性格亦不好。据曾氏小女所著《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上说：“仲姊之嫁后生涯，有非人所堪者，而委曲顺从卒无怨色。”三十多岁时，两夫妻由哥哥曾纪泽带着出洋，远赴西欧。谁料三年后纪耀竟然病逝法国，年仅三十九岁，终生未育。

三女纪琛，嫁的是罗泽南的次子罗兆升。罗泽南死时，罗兆升也还只是一个小孩子。他系妾所出，其生母视之如命，娇生惯养，养成了一个无任何才能只会吃喝玩乐的少爷。据《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所载，纪琛的这个婆母性格悍厉，媳妇畏惮她。同治四年，纪琛夫妻同住江宁督署，因曾氏将北上与捻军作战，衙门亦腾出来让新任江督住，故眷属都得回湖南。临分别时，纪琛悲恋不已，舍不得离开母亲和妹妹，因为她不得不和恶婆母相处了。真是祸不单行，她的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儿子又被炮声惊吓而死，从此婆媳关系更差。她后来只生过一女，再未生子。罗兆升接连讨了两个小老婆，夫妻关系亦不和谐。光绪十四年罗兆升病逝时，纪琛仅只四十四岁，晚境冷落。

四女纪纯的丈夫是郭嵩焘的长子依永。郭依永聪慧能文，但身体差，二十一岁便去世，留下纪纯母子孤儿寡母的，又与郭嵩焘的继室不相融洽。《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说：“纪纯日食至粗之米，惟以菜菔为肴，月费一缗亦吝而不与。其境遇艰苦可知矣。”纪纯死于光绪七年，年仅三十五岁。

曾氏的第五女，幼殇。第六女名纪芬，晚年号崇德老人。曾氏六个女儿，惟此女命好。她的丈夫聂缉椝，为湖南衡山人，其父以翰林分发广西做知县，官运不太好，止于知府。聂缉椝则做过江苏、安徽、浙江巡抚。晚年又在上海开办恒丰纱厂，为中国近代一著名实业家。纪芬二十四岁出嫁，生七子五女（其中一子三女早夭），寿过九十，五世同堂。

曾氏五个成年的女儿，有四个出嫁后都不幸福，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是丈夫不理想：两个花花公子，一个脾气不好，一个身体孱弱早逝。一向善于识人的曾氏反而不善识婿，这是什么原因？原因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曾氏选的是亲家，而不是女婿。曾氏女儿的婚事，都是父母或祖父母定的。那时女婿本人很小，无法识别，识别的对象便只有其父了。说起五个亲家来，个个都不错：四个翰林，一个名学者，且都是湖南人，知根知底。曾氏相信遗传和家教的力量，以为儿子肖父，长大后一定会不错。殊不知，遗传只是相对的，变异才是绝对的；父亲尽管不错，但家教和家风却不一定都好，况且家庭的影响力也不如社会的影响力大，故而失误。

其二，一旦定亲，便不能改悔。这种传统的习俗害了曾氏及其女儿。比如袁秉桢，未娶妻先买妾，如此荒唐之人，岂能再将女儿给他？以现在的观念来看，此事很好处理，断了就是；但在当时，却不能这样处置。又如郭依永，二十一岁便死了，估计是结婚时便已重病在身，本应推迟婚期，或干脆废除婚约，但当时也不能这样做。

第三点是不能改嫁。纪纯当丈夫死时才二十四岁，完全可以再嫁人，重新规划一生。纪琛当丈夫死时只四十四岁，也可再婚。但当时因婆家和娘家的声望，她们都不能这样做。

所以，客观地说，是“父母之命”“幼小定亲”及“从一而终”的旧习俗害了曾氏和他的几个女儿，倒不是曾氏本人的眼光出了问题。

禀父母（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