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封建地方势力发荣滋长从史书中常可以见到大姓、著姓、冠

东汉时期，封建地方势力发荣滋长，从史书中常可以见到大姓、著姓、冠族、甲族等名称，这就是逐渐形成的世家大族；与之相对的是所谓单家，即孤寒而无所倚恃的微贱之家。汉代的地方长官州刺史、郡守和县令，是朝廷任命的，但是地方官的僚佐属吏却必须由地方上的本地人充当，而大姓子弟享有优先进用的权利。单家之人要挤进去是很困难的。这样，州郡的大吏，就带有世袭性质。所以，东汉尤其是东汉末年，地方政权在相当程度上是控制在世家大族手里的。东汉朝廷选拔官吏主要用察举制度，也有朝廷或三公以下征辟的制度。察举和乡里的清议有密切关系，察举的科目有孝廉、秀才等，察举的必要条件是“经明行修”。主持乡里清议的是名士。当时，一些人在某种道德方面有超乎寻常的表现，经过清议品评，出了名，也被认为名士，那么，察举孝廉或秀才就有他的份，乃至公府州郡征辟也会有他的份。于是进而朝廷下诏特征，平步青云；退而居于乡里，操纵选政。《世说新语》里记及的郭泰、许劭就是汉末品评人物的大名士，他们几乎是以人伦臧否为专业。诸郡通常由名士主持乡里清议，清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臧否人物，像许劭在他的家乡汝南还有所谓“月旦评”，连曹操也请他品评，评语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识鉴》1刘注引孙盛《杂语》）。可见东汉末的名士们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于察举几乎起决定性的作用。

名士不一定出身于大姓世族，但出于大姓世族的居大多数，像许劭出自汝南许氏，是累世三公之家。大名士郭泰出身低微，大名士陈寔也出自单微，但成为大名士之后，通过这条道路，郭、陈两家也成为大姓冠族了。名士主持乡里清议，因而实质上是当地大姓操纵察举。

东汉末的大姓冠族的代表人物还有能力组织武装队伍。大姓的武装队伍是由宗族成员和收纳庇护的宾客组成的。

大姓冠族控制地方，成为东汉末割据政权的基础。

东汉末年，有两次党锢之祸。反对宦官擅政的名士们被称为党人，受到禁锢，即不准出仕做官，严重的被处死。黄巾起义时，汉灵帝曾下诏大赦；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当权宦官与党人名士之间的斗争重新激化。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国舅何进和太傅袁隗辅政。何进与袁隗的侄子袁绍共谋诛杀宦官。在这场斗争中，何进被杀，宦官也被翦灭，朝廷大权落入奉诏领兵入洛阳的董卓之手。袁绍出奔。董卓入洛阳，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扩大自己的武力，二是废少帝而立献帝刘协，三是为被杀害的大名士陈蕃、窦武及其他党人平反昭雪，并大量进用名士，《世说新语》中提到的荀爽、陈纪都是以大名士而征辟进用的。初平元年（190）冬，以袁绍为首的山东州牧郡守，联合讨伐董卓，当时，董卓进用委任的人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三国魏、蜀、吴的创业者都参加了声讨董卓的联军。曹操出身宦官家庭，算不上清流，但他已挤入了名士行列。刘备不在名士之列，但他也是世仕州郡的大姓，而且是著名经学家卢植的弟子。孙坚也不算名士，但家世仕吴，是富春豪强，资望较深，又有实力。以上情况，可见东汉末年大姓、名士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

三国政权中的上层分子，主要也是从老一代到年轻一代的大姓、名士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

曹操掌握朝政大权，为了恢复统一和实行集权，需要人才。他提倡“唯才是举”，主张“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这种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察举制度下乡里清议的打击，不允许利用乡里清议来干扰朝廷用人之权。但是，曹操用人，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名士们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他所收罗到的命世大才荀彧就出自颍川高门，是荀淑之孙、荀爽之侄。还有陈群、钟繇也都是出自颍川高门，都是从父祖一辈起世代传袭的名士。荀彧又向曹操推荐了司马懿，出于河内大姓；杜畿，是京兆大姓；华歆、王朗，都是声名尤重的名士；郗虑，为郑玄弟子；孙资，汉末太学生。自此以后，平原华氏、东海王氏、高平郗氏、太原孙氏都成为魏晋士族。

曹操进用颍川人士，由郡人荀彧推荐；平荆州后进用荆州人士，特命州人韩嵩条列优劣。尽管曹操“唯才是举”，而录用人才仍须听取当地大名士的意见，而所用之人多为大姓、名士，事实上乡里清议仍在起作用。